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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castle | 23rd Aug 2007 | 從心理科看時事 | (1779 Reads)

Picture人本主義心理學 ( Humanistic Psychology ) 是當代美國心理學主要流派之一,由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博士創立,心理學界又稱為「馬斯洛心理學」。

 

人本主義心理學強調心理學應關心人的價值和尊嚴,研究健康的人格,研究人類中的出類拔粹者,因此與前述精神分析及行為學派有明顯的分歧,因此心理學界稱人本主義心理學為心理學中的第三種思潮。

馬斯洛曾先後兩次提出需要層次的理論,歸納起來可分為七個層次,按低級排到高級,呈一個金字塔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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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理需要對食物、飲料、氧氣、睡眠和性的需要。  

(2)安全需要對安全感、穩定性和擺脫恐懼、焦慮的需要  

(3)歸屬和愛的需要 對歸屬感、認同感、愛情、友誼和擺脫孤獨的需要。

(4)尊重的需要 自尊和來自他人尊重的需要。

(5)認知需要 認識和理解的需要。

(6)審美需要 對真、善、美追求的需要。  

(7)自我實現需要 對實現自己的潛能、創造力、理想和信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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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洛把前四種歸為「基本需要」(因缺乏而產生的需要)把後三種歸為「發展需要」(存在的價值或後需要)。絕大部份的情況下,上述的需要是從低級需要開始,先得到滿足後,才會進入第二次需要,一級一級的滿足才會往上再發展。

簡單來說,人應該解決基本的需求,然後才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應先求溫飽、休息;然後再求棲身之所,追求穩定的生活;再其次是追求歸屬感、愛情、友情和其他的感情需要;再其次是追求別人的尊重和對自尊的建立。無論在怎麼樣的社會裡,這些是生活中最起碼應俱備的東西。

後三種需要是基於前四種需要都達到滿足後,才有可能產生需要的。在解決基本的需要後,人類就會對身邊的事物發生興趣,就會去追求知識,這就是第五階層認知的需要;再其次是審美的需要;最後發展了追求自身夢想的需要了。

皇后碼頭的遷拆問題,說穿了也只是階層屬性的問題。有的人把皇后碼頭的存在,看成了是屬於第三階層的歸屬感的需要,有人卻把遷拆碼頭後的發展,看作是第二階層的安全感的需要。同時也有人把皇后碼頭當成是第四階層的自尊的需要。反對遷拆是為了維護英國皇室的自尊,贊成遷拆是為了清洗中國的國恥。

各人的看法和角度不同,屬於的階層也就各不相同,問題是對香港整體來說,皇后碼頭重要,還是遷拆碼頭後的發展重要?

其中,政府政策的持續性是否重要,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不過,在討論皇后碼頭的各種言論中,對於政府施政的持續性方面,各方面都甚少討論,這個問題,暴露了香港的什麼問題呢?


[1]

從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角度而言,香港回歸大陸十年,最珍貴也是最慘痛的教訓是:讀懂香港的「文本」和弄清香港的「主體性」,是要有效管治香港的先決條件。在沒有搞清楚香港的城市性格、核心價值和所謂「香港性」,以及清楚界定香港人的整體利益之前,貿然試圖制定和落實重大的社會政策、法例和香港的發展方向,可以產生難以預料的災難性政治後果。特區政府企圖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所遭遇的滑鐵盧,就是一個血肉模糊的實例。

二零零三年五十萬香港人上街,表面上是對為二十三條立法說不,但在集體潛意識的層面,他們要保護的,其實是他們作為香港人的主體性。本來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自行立法防止煽動叛亂乃屬順理成章,這也是一心要克盡厥職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以為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原因。問題是葉劉淑儀與整個董建華政府忽略了至為關鍵的一點——在英國多年的殖民統治下,香港的主體性正正建立在對大陸「召喚」(interpellation)的充耳不聞。一個中央和親北京人士假裝看不見但千真萬確的事實是:在回歸前香港主體身份的構成過程中,大陸只能以「顯著缺席」(conspicuous by absence)的方式介入。

這是任何有關香港主體性以及為香港尋求歷史定位的論述,必須把握的一個中心事實。在英國統治的一百五十五年當中,香港在政治現實上是殖民地,但自一九七一年麥理浩出任總督開始,管治香港的殖民色彩已被強烈淡化,而香港人在心態上亦絕少當自己是殖民地子民(colonial subjects)。另一方面,大陸雖說是香港的祖國,而香港也構成中國的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香港人長期視他們口中的「大陸人」為他者,而他們眼中的「中國性」(Chineseness),在很多情況下根本與「他者性」(otherness)無異。舉個例,香港的旅遊機構經常用帆船和漁村來做香港的象徵,便是將香港的民族性和中國性,當成商品般展覽給觀光客欣賞。這兩方面的深層矛盾,用精神分析學家拉崗(Jacques Lacan)的話來說,構成了香港人主體的「天生的內在衝突」(constitutive antagonism)。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香港在大陸長期缺席,依然能夠產生持久、深遠的文化影響力。香港電影、電視劇和粵語流行曲幾乎完全沒有大陸社會的影像和氣味卻能令大陸觀眾和聽眾如癡如醉,正因為它們避開了中國的歷史和政治現實、跳出了國族和民族主義「大敘述」框架和擺脫了文化權力中心的干擾,塑造了一個香港特有的「現代敘述」(narrative of the modern),成為另類出路 (alternative)的真正提供者。

香港這種內在的主體性,在後九七的去殖民化和民族主體化(nationalist subjectivization)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受到了嚴厲的考驗和挑戰。回歸後,中央對香港不斷輸送利益,以及由自由行開始一連串逐步將香港與大陸一體化的整合措施,已經令香港的主體性搖搖欲墜。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長久以來都由大陸和大陸人在文化意義上的他者性支撐著。所謂他者,就是「非我」、「異類」和「阿燦」,是香港人歧視和邊緣化的對象。可是香港人在排斥大陸人的同時也需要他們:人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動物,他習慣了從與別人的關係中界定和認識自己;因此一個社會和一個族群,若要更完整和更準確地認識自己,便需要一個對照或鏡子。大陸人作為香港人心目中的他者,在九七前所提供的正是這樣的一個參照體系。

問題是回歸後大陸人這個他者與香港人的自我已經變得越來越糾纏不清、密不可分,而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狀態,進一步使香港人的主體性變得模糊。香港人的個體自我(individual self),亦在民族自我 (national self)的巨大身影下,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甚至自慚形穢。香港人主體性的失落,構成了近年來在民間社會迅速蔓延的一種騷動不安(restlessness)的心理背景;而這種騷動不安亦已產生了不容忽視的政治後果。

(香港主體性的失落二之一)■


[引用] | 作者 林沛理 | 11th Sep 2007 | [舉報垃圾留言]

[2] Re: edward

香港是一個移民歷史的地方, 一般人的需要只留在安全需要, 如滿足基本--生存溫飽, 進而安全需要, 如--樓房, 至於愛與歸屬, 則未必能達至這層次, 原因是他們是有愛和歸屬追求, 可是他們大多放名利.金錢為先, 期望滿足本身的安全感,故未能繼續愛的追求, 另都市化,他們大都是疏離.自我, 未能互相付出,只求滿足自我.

有關自尊需要, 香港人大都未能滿足之前所提的需要, 雖然他們可能有所渴望, 但是仍未能達到.

自我實踐是在需要理論的最高層次, 相信在本地是較少有及難求的.


[引用] | 作者 edward | 7th Dec 2008 | [舉報垃圾留言]